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肯定评价具有以下特点：

历史地位提升

梁启超在《中国六大政治家—王荆公》中，将王安石比作“三代以下唯一完人”，认为其变法是“实国史上、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”，超越了传统儒家对政治家的评价标准。

方法论创新

他首次运用现代经济学、政治学原理分析变法，如将青苗法类比为“文明国家银行”，免役法比作“所得税”，保甲法视作“警察制度”，实现了跨时代的制度类比。

翻案与客观评价

梁启超通过《王安石传》揭露司马光等人的片面批评，强调变法“舍是取非，兴害除利”，并指出变法失败是改革本身的风险，而非王安石个人问题。

思想影响深远

他的评价被胡适之等学者引用，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主流观点，推动了对王安石变法的重新审视。

功利性评价特征

梁启超的评价受近代救亡图存背景影响，将变法与国家富强直接关联，体现了“以现实需求评价历史人物”的功利性倾向。

综上，梁启超的评价既基于对变法措施的科学分析，也反映了其时代背景下的价值取向，对后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